内容提要该文回顾中国大陆、台湾间的新闻交流时，将它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同时，以两岸都认为新闻交流十分必要作为认识的前提，提出了三点以往交流的经验；接着，谈到逐步发展两岸交流的三个必要的观念前提；最后，该文就改进两岸未来的新闻交流提出了六点建议。
作者认为，批评或评价对方的新闻报道时，要尽可能考虑到双方既定的新闻体制和政策。对此，具体媒体是不可能改变什么的；如果纠缠于这方面问题导致的新闻报道方面的诸问题，交流就会缺少共同的话语。作者强调，两岸新闻交流中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结合十分重要，这有利于两岸交流转识成智，达到较高的层次。
中国大陆和台湾岛近在咫尺，而二十多年来两岸的新闻交流却历经波折。现在我们已走到了这一步：两岸新闻业界和学界有了较稳定的联系，经常定期和不定期地会面，业务交流频繁，相互较为了解，慢慢的变成了朋友。回顾一下两岸新闻交流的发展过程，有利于看清有一定的问题，这对于近一步完善两岸的新闻交流是有益的。
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两岸电波战也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新闻交流的话（战争是历史上人类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实两岸的新闻界早就相识，但只是相互知道对方的广播电台以及电台的领导机构，而两岸民众收听对岸广播都被视为一种通敌罪。
1981年11月起，大陆方面首先停止这类性质的广播，完全改变了广播的风格；台湾方面在80年代末也改变了以往广播的敌对性质。也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两岸新闻界的信息流以间接的形式开始启动。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出版的第一本《中国新闻年鉴》，开列了近年出版的台湾新闻学著作278种；该年鉴1983年和1984年版，前后介绍台湾媒体98家；1985年起陆续介绍台湾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当年介绍了32位。1982年2月26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所教授、《闪亮》杂志发行人尹雪曼的文章《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大陆最早发表的台湾作品之一，而尹本人，直到1990年4月，才以72岁高龄踏上故土。1984年起，大陆电视新闻中慢慢的出现少量台湾的文化和社会新闻；1986年，第一部台湾故事片《汪洋中的一条船》在大陆上映。
与此相对应的，是台湾从1982年起出现的“大陆秀”（show）。1986年7月，这类以大陆风光为主的录像片以“历史教学”为由，得以大量引入。1986年1月，大陆的报刊有条件地得以进入台湾。
但是两岸媒体人员面对面的交往，还仅仅是在港澳、异国某一些场合的不期而遇，这种交往虽然日渐增多，但是都是私下的个人行为。第一个到大陆来的记者，恐怕就是《自立晚报》的黄德北了，1983年3月他以观光的名义来到大陆；第一位来到大陆的电视工作者是原华视和中视的节目主持人黄益腾，他于同年9月到达，受到当时的政府总理和政协主席的接见。无论如何，二黄的到来还只是被视为一种个人的公开行为，两岸都没有将这样的事情看得过重。
如果把以上这些作为两岸新闻交流的序幕的话，那么以后两岸的新闻交流，则以人员的交流为醒目的主线。台湾新闻界人士有的将其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有的划分为五个时期。我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单向的台湾→大陆新闻工作者的流动、相对双向的两岸新闻工作者的流动、相对对等的两岸新闻工作者的流动。显然，两岸的新闻交流至今尚没有发展到令人满意的充分对等的双向交流阶段。
第一个阶段，单向的台湾→大陆新闻工作的流动。这可以1987年9月《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突破台湾当局的禁令转道来到大陆采访作为起点。此后还有环球新闻社的皮介行、《台湾时报》的张自强和沈国钧、电影制片人凌峰、《人权论坛》的周幼非等台湾新闻和传播界的同行来到大陆采访和工作。大陆方面，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于1987年11月1日很快作出反映，欢迎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并宣布了采访的具体政策规定。台湾方面对此的反映相当慢，1988年8月，允许到大陆拍片，但是条件相当严格。1989年4月，才作出允许台湾记者正常采访大陆的政策规定。
此后，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形成高潮。同年9月，台湾新闻院校教授访问团一行8人访问大陆，实现了台湾新闻学界访问大陆零的突破。此后虽然发生了在特殊情况下的1989年7月黄德北、徐璐先后被逐事件，但是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并没有中断；1990年9月由于国家主席接受《》总编辑黄肇松一行采访，而使一度冷却的台湾记者正常采访大陆基本恢复常态。1990年8-9月，两岸记者第一次共同采访欧亚大陆桥中国段，江苏从连运港直到新疆阿拉山口。
自1989年10月起，大陆方面以各种方式要求台湾方面开放大陆记者到台湾采访，但是台湾方面于第二年7月制定的政策规定，竟要求来访的员记者必须填写宣告书，使得这项规定完全没有办法实行。由于1991年7月21日“闽狮渔号”突发事件，新华社的范丽青、中新社的郭伟峰才在特殊情况下成为首次踏上台湾的大陆记者。此后，在未公开的情况下，《中华工商时报》社长丁望一行三人于1992年3月访问台湾；福建电视台《海峡同乐》摄制组于7月来到台湾，成为第一个大陆赴台的电视摄制组。
在这个阶段，虽然在1991年和1992年9月前有个别大陆记者来到台湾，那是在较为特殊的情形下，总体情形是台湾记者单向流向大陆。
第二个阶段，相对双向的两岸新闻工作者的流动。这可以将1992年9月5日作为起点。这年1月海基会致信海协会，邀请大陆记者访问台湾。双方经过十分复杂的交涉，9月5日，18位大陆记者终于以正式、公开的身份来到台湾采访。从此，开始了两岸双向的新闻交流。
在此阶段，双方的新闻交流活动呈现多种形式，几乎有所两岸的主要大众媒体、新闻团体和不同的新闻采访方面（体育、文艺等等）相互都有过访问，东南沿海各省新闻界与台湾新闻界的交流更为频繁，出现了各种历史上的“第一”，诸如第一次两岸传媒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第一次两岸新闻界举办经济研讨会、第一次双向卫星传送电视交谈，第一次大陆电视新闻向台湾连线直播、第一次海峡两岸广播事业交流研讨会等等。与此同时，两岸新闻学界的交流也较为频繁。1993年1月11日，台湾中国新闻学会会长楚菘秋到上海参加“20世纪世界经济对海峡两岸之挑战”研讨会。会议期间，他与上海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的主要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座谈，讨论汪道涵关于两岸新闻交流的建议。楚提出两岸新闻业、学两界定期举行探讨的建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赞同，经上报中央，认为容易付诸实行，于是当年11月便有了第一次两岸及香港的新闻研讨会。我们现在开这个会，最早的创意即起于那次座谈会。1995年第一届世界华文媒体与华夏文明传播研讨会、1998年第一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分别在武汉市、台中市召开。
这个阶段虽然两岸关系出现多次波折（例如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1996年、2000年台湾执政党更迭等），新闻交流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但在总体上，两岸的新闻交流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稳步发展期。这一段时期两岸在交流政策上都有所调整，以适应新的交流情况。大陆方面，1996年9月，国务院台办颁布了《关于台湾记者来祖国大陆采访的规定》，与1990年9月颁布的《关于台湾记者来祖国大陆采访的需要注意的几点》相比，条件要宽松了许多。例如只要求提前10天提出申请，而且除北京外，可以直接向其他13个省市申请采访，为记者跨省市采访提供了方便。2000年9月起，大陆宣布不定期召开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不再只是通过通讯社发布新闻，可以与台湾媒体驻点记者直接沟通。台湾方面，1993年10月制定《大陆地区大众传播人士来台参观访问采访拍片许可办法》，其他一些相关的规定多少放宽了对大陆新闻人员和作品进入台湾的限制。
但是随着两岸新闻交流的发展，这种相对的双向交流中，一个明显的矛盾逐渐突出起来，即大陆方面很早就准许台湾媒体不间断地轮派记者来大陆驻点采访，至今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已达五千人次以上，而大陆媒体到台湾采访的记者，截止2000年底，只有242人次。根据台湾“新闻局”大统计[1]，大陆传播工作者以组团参观的访问的形式到台湾的成为主流，占来台人数的四分之三。即使这样，包括报纸（779人次）、杂志（213）、图书（891）、音像（88）、广电（1453）、电影（254）在内（其他460）的大陆传播工作者，者十年间到达台湾的总共4138人次。组团访问没有办法解决大陆媒体岛内常态采访的问题。2000年9月，新华社首先提出在台设分社的要求。台湾方面于11月10日宣布开放大陆记者赴台驻点采访，但具体实际的要求颇为复杂。
第三个阶段，相对对等的两岸新闻工作者的流动。这可以2001年2月8日，新华社记者范丽青、陈斌华到台成为首批大陆媒体驻点采访的记者，作为起点。此次他们可以成行，同样几经波折。但是不管怎样，两岸新闻交流相对对等的人员流动态势得以形成。这里强调“相对”这个概念，因为除了数量外，两岸媒体交流在分布上也是很不对等的，至今台湾已有八家媒体可以不间断在大陆驻点采访，但是大陆在台湾只能有四家不同性质的媒体能这样做。7月，新华社第六批记者赴台被拒绝，理由是只能有一家通讯社驻台，由于这次批准了中新社，所以新华社便不能准许来人。这种事情相当程度带有人为性质，不利于发展两岸的新闻交流。多一些大陆记者驻点采访，有利于加强两岸的了解，避免情势误判，对两岸都有好处。我相信，只要台湾方面对此事上心，这样的一个问题早晚能找到一种圆满的解决办法。
即使不谈这样的一个问题，进入第三个阶段的第一年，两岸的新闻交流形势是令人高兴的，较为重大的交流事项不断出现。4月，中央电视台与年代公司续约共同合作综艺、专题节目。7月上旬，台湾中华传播学会将年会搬到香港举行，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众多新闻传播学者和研究生共200多人，别分在九场、45个专题的研讨中宣读了200多篇论文，蔚为壮观。7月下旬，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张忠贵率大陆媒体台湾访问团防台。8月，来自大陆各地和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的学者60多人，聚会兰州，参加第二届世界华文媒体与华夏文明传播研讨会，此次会议收到论文超过百篇。9月10日，由北京光明小学的8位《中国少年报》小记者组团，访问台湾的三所小学，这是大陆首次派出小学生记者团。9月12-24日，两岸记者共28人联合采访西北三省区。9月16日，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南京开幕。11月5-10日，第四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汕头召开，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学者80多人参加，提交论文60多篇。
两岸的新闻交流，从单向转变为双向，从非正式转变为正式，从民间转为“官方”，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珍惜现在已经建立的两岸新闻业界和学界的良好关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尽管两岸新闻交流尚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从两岸新闻业界和学界所谈的认识，包括台湾“新闻局”的官员，看重新闻交流的意义，这是共同的。就这种交流的发展过程而言，台湾新闻学者杨志弘早在1993年就设想过：“海峡两岸的新闻交流，目前在透过相互了解的过程，来达成彼此的共识。这种双方交流的过程，必然是‘和而不同’（容忍双方的差异），然后才进一步‘异中求同’（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最后才有可能达到先‘和’后‘合’的制度层面的新闻交流。”[2]台湾新闻业界人士罗森栋和董益庆于1996年也写道：“两岸新闻交流是拉近双方思想观念最有效的途径。透过新闻交流，能了解双方的生活方式、思想模式以及价值体系；同时，藉由资讯的社会学习过程，双方可培养共识、学习适应差异生活”。[3]现在我们两岸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学界之间，可以说相互的了解已达到了这一步。例如仅《》一个媒体，自1988年以来到大陆采访的记者就达1800人次，他们接待的大陆新闻访问团也有150多个；而新闻学界就更不用说了，除了较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外，一年里常在各种学术场合见几次面。今年2月，台湾“新闻局”局长苏正平也谈到，从媒体能发挥的功能看，两岸新闻交流对促进两岸人民相互了解有很大帮助。海峡两岸交流尚未回到正常状态往来，民众可以透过新闻报道了解到自己无法亲身了解的事件。新闻交流对两岸关系发展也有正面帮助。[4]既然我们都有对新闻交流重要性的认识，那么，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就可以讨论许多两岸新闻交流中能做到的细节问题。
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有些波折，某些政策和两岸的政治关系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会影响到新闻交流。但从这么多年两岸新闻交流的经验看，无论发生啥情况，两岸的新闻交流不能断，努力保持和发展这种社会性的交往，不但可以帮助双方人民了解情况，也是非常必要的两岸政治沟通的间接管道。我很同意黄肇松先生今年9月17日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期间发表的谈话。他说：“两岸新闻交流要持续下去，才能增进两岸同胞的了解。如果时断时续，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不管外在环境如何，新闻交流这个环节不能断，这样才可以推动两岸人民的了解。”[5] 两岸多年新闻交流的经验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谁主动开放，谁便握有较多的交流主动权。从全局看，两岸对等、顺畅的新闻交流对于台湾当局来说，本身即是一种“安全”的保障。限制这种交流，反而会造成更多的不和谐因素。
第二，双方的交流政策要务实，不宜过多拘泥于一些已经过时的条条框框。在交流心态方面，谁多放弃些敌对态度，谁就会更多地赢得民心。一旦交流的政治色彩淡化，就会发现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报道和讨论。搁置争议话题，我们大家可以交流的空间大得很。
第三，在观念上，不宜企盼新闻交流直接解决两岸的什么具体问题，这种交流的目的是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与沟通，或许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但处理问题本身不是媒体可承担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多年前就说过：“两岸记者交换合作，首先要选好位置，找好角度，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也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不要订一个自己达不到的目标，譬如要换掉人家的总统、总理等等。”
去年7月14日在对台湾新闻界负责人访问团的谈话中谈到，我们一贯支持两岸包括新闻交流在内的各项交流。当前，围绕跨世纪发展目标，我们正在努力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两岸民间交流日趋频繁，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合作规模逐步扩大，这些为岛内新闻界来采访报道和进行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希望台湾新闻界为进一步促进两岸新闻交流和两岸关系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6]他这里谈到了可持续报道的广阔的空间。如果这样一些方面我们也有共识，那么改进两岸新闻交流的内容、方式，创造更多的灵活多样的交流形式，是能想象的事情。
我与台湾新闻学界同行有所接触，参加过一些涉及两岸新闻交流的学术会议，最近又阅读一些关于两岸新闻交流的研究文章，以及两岸报纸关于两岸的专题新闻版面，感到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在谈改进两岸新闻交流问题之前予以强调。
第一，批评或评价对方的新闻报道时，要尽可能考虑到双方既定的新闻体制和政策。双方的新闻体制和政策，作为具体媒体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纠缠于这方面问题导致的新闻报道方面的诸问题，我们就缺少共同的话语。大陆的新闻体制是国营，的领导是既定方针，但媒体已从单纯的政治宣传转变为政治导向与市场导向并重，当然政治导向的指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也写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台湾的媒体主要遵循市场导向，当然也不能说就没有既定的政治倾向。在评论双方的报道时，这个双方的背景需要予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体谅。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现各自的报道有何种程度的改善，提出的意见才有可操作性。
第二，关于两岸报道对方数量的对等，需要仔细考虑两岸不同的情境。两岸开放新闻交流的初期，鉴于过去几十年的隔绝，双方关于对方的报道量都是很大的，《人民日报》曾经每天开辟台湾的新闻专版，台湾的主要报纸也是如此。现在双方人民对对方的基本情况已经相当熟悉了，当初的那种新鲜感淡了，主要媒体关于对方基本情况的报道，近年来总量减少了许多，这是正常的。例如现在的《人民日报》已无台湾新闻专版，只是把台湾新闻作为国内新闻的一部分；与台湾联系相对不多的省市报纸大体也是这样处理。但是像《人民日报》（海外版）、《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珠海特区报》和福建的许多地方报纸，则每天都有关于台湾（包括香港澳门）新闻的专版，总量是不少的；中央电视台每周有关于台湾的专题节目。大陆中央级新闻媒体报道量的减少，其原因就如台湾副总编辑张荣恭所说：“对于来说，由于它在国际间所扮演的一定角色与大陆本身的幅员庞大，关于台湾的新闻势必不可能在大陆媒体的报道中占有太大比重”[7]。
台湾的主要报纸，例如《》的“两岸视窗”和《联合报》的“两岸港澳”，也减少到每周一版，只有《》的“两岸经贸、两岸三地”每天一版；而其他台湾报纸主要关注本地新闻和娱乐，关于大陆的新闻远没有上面的三家报纸及的多。但是涉及两岸政治关系的新闻，始终在台湾媒体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这也与台湾本身所处的情境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张荣恭写道：“大陆政治新闻中涉及台湾的部分，台湾媒体所给予的重视，比大陆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满足了民众知的需求与权利。”“尤其对台政策、谈话等，其在报道中所呈现的特殊处理，仍将继续比别的类别的大陆新闻来得显著。”[8]这种情况不仅是政治新闻，也涉及与政治相关的经济新闻，例如10月17日《》头版头条的政治新闻《暗示循辜振甫模式》，《联合报》10月13日头版二条的经济新闻《我民航机将可飞越大陆航区》，都在标题上给予了特殊处理。而对于这两条新闻，前者，大陆的报纸没有确切的消息来源不会报道，这是工作惯例；后者，大陆的新闻类报纸几乎都报道了，但均作为普通新闻处理的。
鉴于两岸的情境不同，不宜简单比较两岸关于对方的新闻报道量，而宜比较报道深度、广度和报道特色。在这方面，两岸的报道均需大大改进。
第三，确定一些双方新闻报道的规则。这方面，中国新闻社制定的报道台湾的工作规则，可当作讨论的基础。他们规定了“三要三不要”，即要全面认识台湾，要有利于两岸关系，要促进人民感情；不抱强烈敌意，不希望经济动荡，不贬生活方式。[9]可能这里面有的地方与新闻价值有些冲突。讲坏事、否定性往往是媒体新闻报道所追求的，但事情不要做得过分，首先主观上有客观、全面愿望，这本身就会限制过分的耸人听闻。
双方新闻传播学的交流，也宜有一些规则，例如1995年武汉大学教授吴高福等提出的“一国两制新闻学”。这个概念本身仍然有些政治化，但是具体论述中谈到研究不同制度的地区间和平时期常态新闻报道的运作原则，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层面，而是从人类传播活动的角度考察新闻传播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等等[10]，这也能考虑作为两岸新闻传播学者交流基础的。
两岸相对对等的新闻交流已经有十年了，关于对方的新闻报道需要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以下几方面，经过努力可以在短期内做一做，将有利于两岸新闻交流的发展。
一，深化关于对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报道，将报道的着重点转移到阅听人关注的话题上来，不宜只停留在表面化的事实报道层面上。现在两岸关于对方的报道，层次较浅，只是一些简单、零碎的面上的情况。如果记者能够深入到对方社会生活的某一点，报道的内容将丰富得多，也会吸引更加多的受众。关于这一个问题，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石之瑜早在1994年就谈到过。他说：“新闻媒体在作关于两岸或大陆方面报道的时候，首先应该要让此间的民众看到大陆上的人民是如何明白他们自己的。因此，媒体要鼓励记者深入大陆乡镇田野，对于农村里的生活、盲流的发生与动机、大陆儿童立志要当工人的社会背景、酒廊女侍的生活目标等等，写出深入的报道文学作品，协助此岸的人民进入彼岸人民的生活情境，体会他们生命之中的酸甜苦辣。像这类报道，绝不是一个以行使主权为主的人所关切的，但这却是人类生活实际当中的绝大部分。”[11]
其中他关于大陆儿童立志当工人的想象显然搞错了，但是他提出的报道的侧重面，我认为是对的。大陆关于台湾的报道，同样存在这类问题，即使是每天一个专版的报纸，其报道内容基本是根据对方报纸上的新闻改写的，相当表面化。
二，着意在专门知识和了解对方的深度方面，培训报道对方新闻的记者和编辑。上面的问题带出的是一个关于报道对方新闻的记者和编辑的素质问题。现在报道对方的记者和编辑，基本的新闻业务水平是较高的，但是进一步探索对方社会状况的记者和编辑，人员很有限。特别是大陆方面，这方面的专门记者和编辑较少，尚没形成群体。大陆地方报纸的编辑，一般只是编编稿子，更缺少对对方的深入了解。台湾方面有一些专门研究大陆的科班研究生背景的记者，但现在为节省人力和经费，多数媒体并没有以专业领域划分记者的报道范围，而采取的是机动支援性质的工作方式，这样也使记者掌握新闻动态和分析能力受到限制。
随着两岸经贸往来的逐步扩大，经济新闻正在成为两岸新闻交流的重头，但是现在熟悉经济学的记者和编辑明显地匮乏；如何系统地报道对方的经济，现在双方均没有列入长远计划。而两岸的贸易互动，台湾方面我不大清楚，而大陆至少已经催生了以北京、广东、福建、上海等区域为主的关注台湾经济的大陆受众群，这类受众的档次较高，以工商界和知识界为主。这个受众市场是十年前所没有的，现在的发展前途十分可观。这样，培训懂得经济学的记者和编辑就显得迫在眉捷了。
三，增多经常性的两岸记者共同采访。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990年两岸记者共同采访欧亚大陆桥，以及随后不久的联合采访三峡工程。但是这类活动总体上很少，特别是在台湾，两岸记者的联合采访更少。这种采访有利于两岸记者的相互了解，建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业务关系。最近的一次是2001年9月两岸28位记者共同采访西北三省区两个星期，相当成功。记者们除了感受到神秘大西北的自然和民风外，台湾在新疆的统一食品公司和国统管道公司、在青海的明杏生物公司和在兰州的正林农垦公司，都成为重点采访对象，这一些企业的老板们对记者的采访感到兴奋。国务院台办新闻处处长杨毅说：“两岸新闻交流的方式很多，领域宽广，记者的交流是最基本的。我们组织这样的两岸记者交流活动已经三次了，今后就台湾记者感兴趣的题目还会提供采访、交流的机会。”[12]十年三次，实在不多。如果台湾和大陆的新闻界有意联合采访，这种活动更多些，成为经常性项目，这对于深化双方的报道也是有益的。
四，多一些新闻界的联谊组织，以及由这样的组织展开的联谊活动。两岸记者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这多年来，大陆沿海各省陆续建立了与台湾新闻界的联谊组织，而且经常展开各种联谊活动。例如福建莆田市自1999年以来，每两年组织一次本市的新闻访问团到台湾展开联谊活动，除了拜访各新闻媒体外，还拜访了台湾各地的莆田同乡会，场面很热闹。2001年是第二次了。联谊活动不限于采访，包括同乡活动、旅游活动、研讨活动和文娱活动，这对于丰富两岸新闻界的生活也是很有有益的事情。
五，采取措施，解决两岸新闻报道中词汇使用的沟通和理解问题。任何语言都有所属的社会制度背景，海峡两岸隔绝了40多年，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环境，尽管都是汉语，但是词汇变化和使用情况出现了许多较多，有时某一种用词在一方看来没有特别的意思，而另一方则会感到别有用心。当初“闽狮渔号”事件时就发生过对用词的误解。新闻报道中使用的语言，即使相同的词汇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构成了我们独有的对世界的观感方式，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样式已暗含在语言的结构方式中。”[13]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召开几次两岸媒体的专题讨论会，交流和解决这方面的很多问题。200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等三单位在台湾喜玛拉雅发展基金会和民主文教基金会的赞助下，召开了“海峡两岸及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译名”研讨会，大陆和港台的40多位语言学和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初步交换了关于两岸译名的意见，我是唯一的新闻学科的与会者。这次会议也讨论到少量新闻报道中的译名问题。相对而言，两岸新闻报道中的词汇使用和理解问题，比人文社会科学的译名的互相理解要简单。只要着意解决，可以搞出一份常用两岸新闻词汇和使用特点的对照表，加上使用情境的解释，出一本小册子。
六，开展两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并及时交流研究成果。这项工作其实早就由两岸和香港的新闻传播学者在做了，例如1992年台湾“行政院”大员会编的《新闻媒体与两岸交流》、1994年台湾大学新闻所的《新闻论坛》组织了专辑“两岸新闻报道检讨”、1995年武汉大学出版《两岸交流与新闻传播》一书等等，主要探讨的就是双方对对方的新闻报道。这不是跨文化研究，而是同一文化下的差异与相似性研究，目的是找到更多的共同话语。如果研究的视野中有较多的两岸人民的情感需要、信息需要、文化需要、经济需要和发展需要，从单一的政治视野转向多元文化的视野，保持相对宏观的历史主义态度，那么我们的共同话语会多起来。
现在这种比较一是受到较多的“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入侵”的困扰，一是基本限于新闻学界，新闻业界反而介入不多。关于前者，需要多用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等社会准则，多用客观、公正、真实、平衡、责任等新闻职业自律（这些双方是认同的）来比较和批评，那么就有讨论共同开发媒体市场的空间，尽管对客观、真实的理解会有所差异。关于后者，这是两岸新闻交流中的一个问题，即新闻业界的交流基本上没有新闻学界参与，而学界的交流也基本上没有业界的参与。共同比较和评论双方媒体关于对方的报道，可能是两岸新闻业界和学界交流能结合的一个话题。业界、学界的结合，有利于两岸交流转识成智，达到一种较高的层次。
[1]王毓莉《网际网络发展对两岸交流影响之初探》附录统计表，2001年5月台湾“两岸三地市场开放与信息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
[2]杨志弘《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之探讨》，台湾《报学》1993年8卷7期78页。
[3]罗森栋、董益庆《两岸新闻交流》，台湾《新闻年鉴》1996年版319页。
[4]《台官员称两岸新闻交流短期难有大突破》，东方网2001年2月28日。
[6]《会见台湾新闻界负责人访问团》，中新网2000年7月14日。
[7]张荣恭《台湾对大陆政治新闻报道的检讨》，台湾《新闻论坛》1994年冬季号226页。
[9]郭伟峰《大陆新闻媒体对台经济新闻报道之演进》，台湾《新闻论坛》1994年冬季号135页。
[10]吴高福《关于建构“一国两制新闻学”的思考》，载《两岸交流与新闻传播》，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石之瑜《谁的新闻自由？谁的国家安全？----两岸关系中的媒体与敌意》，台湾《新闻论坛》1994年冬季号40页。
[12]陈晓星《两岸记者西北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27日三版。
１，陈力丹、闵大洪、郭镇之《中国大陆、台湾间的新闻交流》（1992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存档。
２，楚崧秋《与上海新闻业学界人士晤谈纪要》，《报学》1993年8卷7期。
３，单波《关于海峡两岸传播媒介比较研究的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3期。
４，赵雅丽《政治主导下两岸电视文化交流的迷思》，台湾《新闻学研究》57辑（1998年）。
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台中、1999南京－上海、2000台中、2001年汕头）。
７，第一、第二届世界华文媒体与华夏文明传播研讨会论文（1995武汉－重庆、2001年兰州－敦煌）。
８，中华传播学会2001年“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研讨会论文（2001年,香港）。
１０，陈晓星《两岸记者访“统一”》，《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17日。
１１，《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南京开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17日。
１２，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单波教授及研究生提供的《海峡两岸传媒互动年表》（1993-2001）。